电影《八仙》中的神奇化学：炼丹术的视觉化与科学解码

一、引言：仙术表象下的科学基因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吕洞宾剑指生火、铁拐李葫中取药、何仙姑白莲变色、张果老雪地温酒、汉钟离扇风点金、蓝采和花篮生烟、韩湘子笛声凝露、曹国舅玉笏照影，这八个脍炙人口的桥段，在民间叙事中属于“仙法神迹”，在文化研究者眼中是道教想象的文学投射，而在化学史家看来，却是一份被神话外衣包裹的古代实验记录。每一道法术的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个真实的化学原理；每一次“仙气”升腾的瞬间，都可能对应着一场发生在丹房或作坊里的物质转化。

       中国是炼丹术的发源地。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断言：“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根源），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1]这一论断并非过誉之词。从战国时期方士的“不死之药”追求，到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数千方士编撰《淮南万毕术》《枕中鸿宝》，再到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系统总结炼丹理论与方法，直至唐代金陵子《龙虎还丹诀》对“点丹阳法”的精细记录，中国古代炼丹术绵延千余年，在追求长生不死的终极目标驱动下，无意间完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规模宏大的化学实验史。丹砂的升华、铅丹的氧化、硝石的助燃、矾石的结晶、汞的蒸馏、砷的合金化……这些物质变化的规律与操作技术，被方士们以“飞升”“点化”“伏火”“死汞”“制水”等神秘语汇记录下来，层层叠加于神仙信仰的宗教框架之内，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前科学”知识体系。

       电影《八仙》若以视听语言重现这些“法术”，其本质是将古代化学实验进行了艺术化的转译与戏剧性的放大。当吕洞宾的剑尖点燃炉火，当铁拐李的葫芦中倒出解药，当何仙姑的衣袖拂过花池，那些在银幕上令观众惊叹的“仙迹”，其第一推动力很可能并非超自然力量，而是古代方士们在丹房中反复验证过的、真实存在的化学反应。本文尝试以化学视角“解码”八仙叙事中的仙术场景，让炉火中的科学基因在神话的外壳下重新显影，并在此过程中探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神话叙事与科学认知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

二、八仙与炼丹术的文化渊源

1. 从“淮南八公”到“蜀中八仙”

       “八仙”之名，其历史渊源远比世人通常所知的钟离权、吕洞宾、铁拐李、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曹国舅这一“上八洞”组合更为悠久。东汉牟融所著《理惑论》中已有“王乔、赤松八仙之策”的记载^[2]。至六朝时期，“淮南八公”被世人视作八仙的前身。这八位老者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据《神仙传》记载，淮南王刘安好道术，一日有八位老者前来拜访，门人见他们“须眉皓白”，心生轻慢，八老遂“化为八童子，色如桃花”，刘安大惊，恭迎入内^[3]。八公授刘安以丹经道法，其中即包括“一人能煎泥成金，凝汞成银”的奇异术法，并宣称服食金丹后即可飞升成仙。

       淮南王刘安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汉高祖刘邦之孙，袭封淮南王，在位期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纂了《淮南子》《淮南万毕术》《枕中鸿宝》等重要典籍。其中《枕中鸿宝》三卷与《苑秘书》若干篇，被后世视为早期炼丹术的纲领性文献，惜乎大多已经亡佚。据《汉书·刘向传》记载，刘向曾“自以得《鸿宝》”，试作黄金，竟“费多不验”，可见当时确有方士宣称掌握了“化丹砂为黄金”的技术^[4]。

       至唐代，“八仙”概念进一步定型。李白《对酒行》诗中有“松子栖金华，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之句，虽未明列八仙之名，已是对神仙谱系的文学化追慕。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神仙感遇传》中收录了多则八仙传说。直到元代，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等杂剧的广泛传播，“上八洞”八仙的组合才最终定型，成为民间信仰与文艺创作中家喻户晓的神仙群体^[5]。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淮南八公“一人能煎泥成金，凝汞成银，水渍八石，飞腾流珠，转化五金，凝变七宝”的术法宣言，几乎可以看作一份古代化学实验的“纲领性文件”。将其拆解分析：“煎泥成金”对应冶炼术与合金制备，“凝汞成银”对应汞的固化与银汞齐的制取，“水渍八石”对应矿物酸溶与水法反应，“飞腾流珠”对应升华与蒸馏操作，“转化五金”对应金属间的置换与合金化反应，“凝变七宝”对应多种矿物的结晶与转化。这一段被包裹在神话叙事中的文字，实质上是对当时方士群体所掌握的化学操作技术的概括性描述。

2. 道教炼丹术的哲学基础与实验传统

       炼丹术并非凭空产生，它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道家宇宙观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万物皆由“气”的凝聚与消散而成，物质之间可以通过“气”的交通而发生转化。既然宇宙万物同源同构，那么铅可以化为金、石可以化为玉、草木可以化为丹药，在理论上便是可能的，只要掌握了正确的“火候”与“药引”，即可逆转物质演化的方向，使“凡物”向“至宝”回归。这一形而上学观念，构成了炼丹术的哲学驱动力。

       与此同时，炼丹术还有着更为具体的心理驱动机制。方士们观察到黄金、丹砂等物质具有惊人的稳定性，黄金埋于地下千年不腐，丹砂（硫化汞）经火煅烧后仍能恢复原色。他们由此推想：如果人能服食此类“不朽精华”，岂不也能将不朽的性质转移至自身？《抱朴子·内篇·金丹》中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7]这一推理虽在生物学与医学上属于错误的类比，却在客观上催生了持续数百年的矿物化学探索。

       炼丹术的操作体系可分为火法与水法两大类型。所谓火法，即以加热为主要手段的化学操作，包括煅、炼、炙、炒、煨、伏、飞、升等具体技法，约占全部炼丹操作的八至九成。所谓水法，即利用溶液进行的化学操作，以“三十六水法”为代表，通过醋、硝石、矾石等溶剂将矿物溶解为液体状态。《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详细记载了朱砂水法、雄黄水法、曾青水法等多种操作流程：将矿物粉末与硝石、石胆等物质共同密封于竹筒之内，埋入地下或浸入“华池”（即醋或酒等酸性液体）之中，经过数十日乃至上百日的反应，矿物逐渐溶解为液体^[8]。

       这些看似神秘的操作程序，若以现代化学视角审视，实则是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溶液化学反应与固相反应。朱砂（HgS）在酸性氧化条件下可转化为可溶性汞盐，雄黄（As₄S₄）在碱性溶液中可部分溶解，曾青（CuSO₄·5H₂O）在水中本身即具良好溶解性。方士们虽不知分子、离子、配位化学等现代概念，却在反复实验中掌握了这些物质转化的经验性规律——何时升温、何时密封、何时添加“药引”、何时“伏火”停火，皆有其代代相传的“口诀”与“丹方”。

3.《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与“三十六水法”的化学史价值

       在众多炼丹典籍中，《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该书托名黄帝所作，实际成书于汉魏之际，是现存最早的系统性炼丹术著作之一。其核心内容围绕“九鼎神丹”的炼制方法展开，详细记载了丹砂、雄黄、雌黄、曾青、矾石、磁石、戎盐、石胆等“八石”的转化技术。

       该书卷八《明化石为水并硝石法》尤为值得重视。文中详细记载了“硝石化水”的具体操作：“取硝石一斤，捣筛，内竹筒中，加石胆半斤，以漆固口，内华池中，三十日成水。”^[8]这一操作与现代化学中利用氧化性酸溶解矿物的原理异曲同工，硝石（KNO₃）在酸性环境中具有强氧化性，可将硫化物矿物氧化为可溶性硫酸盐。文中还特别指出：“唯硝石一药，不能得之，是以方术之家，咸以朴硝、芒硝、石脾、马牙硝假别药作硝石。”^[8]这段记录揭示了古代方士面临的原料获取困境，以及他们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发展出的替代与合成工艺，这是化学实验思维最朴素的萌芽形态。

       “三十六水法”是另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化学技术遗产。据《抱朴子·内篇·金丹》记载，三十六水法“能令人长生，亦可作黄金”，其具体方法是将多种矿物分别溶解为“水”，再以特定顺序混合反应，以求生成“黄金之精”。虽然这一目标在化学上不可能实现（黄金是化学元素，无法通过溶液反应人工合成），但在操作过程中，方士们积累了关于溶液酸碱度、氧化还原反应、沉淀反应、络合反应等大量经验性知识，为后世化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实验基础^[7]。

4. 八仙文化中的化学基因

       八仙传说之所以能成为本文“化学解码”的理想对象，乃因这一神仙群体与炼丹术之间存在着深层的文化关联。八仙之中，吕洞宾原为唐代进士，后遇钟离权授以“黄白之术”（即炼丹术）；铁拐李本名李玄，曾随老子西行，授以“炼丹飞升之法”；张果老“常服丹砂，颜色如童子”；蓝采和“常以药锄采药”……这些仙传叙事虽不乏文学虚构，但其反复出现的“丹”“药”“火”“炉”等意象，确凿地指向了道教炼丹术这一共同的文化母题。

       更重要的是，八仙的“仙术”在视觉呈现上高度契合化学实验的可观测现象。火焰、烟气、颜色变化、温度变化、物态变化，这些正是化学反应最常见的宏观表现。当电影创作者以视觉特效呈现“仙法”时，其效果往往与现代化学演示实验高度相似。因此，以化学视角解读八仙法术，不仅具有知识考古的学术价值，也能为观众提供一种全新的观影体验，在奇幻的表象之下，辨认出属于科学史的那一缕青烟。

三、电影情景中的化学解码

       以下各节以电影《八仙》中可能出现的典型“仙术”场景为分析对象，每一情景均按照“法术描述—化学原理解析—文献依据—文化阐释”的结构展开，力求在学术严谨性与文化可读性之间取得平衡。

1. 吕洞宾“剑指生火”：硝酸盐的助燃之功与古代火法炼丹

       情景设想：夜色笼罩的丹房之中，炉火已熄，仅余灰烬余温。吕洞宾缓缓抽出纯阳剑，剑尖指向炉膛，口中默念咒诀，刹那间，炉中炭火轰然复燃，烈焰腾起，映红四壁。旁观的弟子惊叹不已，以为是“剑引天火”的神迹。

       “剑指生火”的法术，其化学本质可追溯至古代黑火药的发明路径与硝酸盐的助燃性质。炼丹方士在烧炼过程中发现，将硝石（硝酸钾，KNO₃）、硫磺、木炭按一定比例混合后加热，会发生剧烈燃烧乃至爆炸，这是后世黑火药（一硝二磺三木炭）的雏形。其化学原理清晰而明确：硝酸钾在受热时分解放出氧气（2KNO₃ → 2KNO₂ + O₂↑），木炭在富氧环境中燃点大幅降低、燃烧强度骤然剧增。若吕洞宾的剑尖或袖中预藏微量硝酸钾粉末，剑风将粉末吹入余烬，即可触发瞬间复燃。

       古代炼丹家对硝石的认知经历了名实考辨的漫长过程。《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八记载：“硝石者，水火之精也，能消五金八石，化之为水。”^[8]方士们不仅认识到硝石的强氧化性，还对其来源与提纯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天然硝石产量稀少，“唯硝石一药，不能得之”，方士们甚至发展出以朴硝（Na₂SO₄·10H₂O）、芒硝（Na₂SO₄·10H₂O）、石脾（含镁硫酸盐矿物）等代用品“假别药作硝石”的替代工艺^[8]。这种对物质替代与人工合成的探索精神，正是化学实验思维最核心的驱动力。

       从更宏观的火法炼丹视角看，“剑指生火”还可与古代“伏火”技术相联系。所谓“伏火”，即通过控制加热温度与氧气供给，使矿物在特定条件下发生可控的热分解反应。唐代《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中记载的“伏火硫黄法”，即是将硫磺与硝石混合后密封加热，使硫磺“伏而不飞”，转化为更易于参与后续反应的状态^[9]。吕洞宾的“剑指生火”，可视作这种伏火技术的反向操作，通过引入氧气，使原本“伏”而不燃的炭火重新激活。

2. 铁拐李“仙丹解毒”：重金属离子的双面性与古代医药化学

       情景设想：村中老妪误食毒草，面色青紫，气息奄奄。铁拐李跛足而至，从腰间葫芦中倒出一小盏淡黄色液体，命老妪服下。片刻之后，老妪呕吐数次，面色渐复红润，竟起死回生。村民跪拜称谢，以为“仙丹圣水”。

       铁拐李葫芦里装的究竟是什么？这是解读此景的核心问题。若从化学史与古代医药文献综合推测，草木灰浸出液可能是最合理、最“科学”的答案。草木灰（主要成分为碳酸钾，K₂CO₃）经水浸泡后得到碱性溶液，其 pH 值通常在 10~12 之间。碱性溶液具有中和酸性毒素、促使呕吐排出毒物、沉淀部分重金属离子等多重解毒机制。对于误食含生物碱类毒素（如乌头碱、钩吻碱）的病例，碱性环境可使生物碱游离析出，减少肠道吸收，同时高浓度的钾离子可促进排泄^[10]。

       然而，炼丹术所谓的“仙丹”在更多历史情境下并非解药，而是毒药。汉代以降，以朱砂（HgS）、水银（Hg）、铅丹（Pb₃O₄）、雄黄（As₄S₄）等重金属矿物为主料的“金丹”，在数百年的服食实践中造成了无数中毒事件。朱砂经火炼后析出游离汞，汞与体内蛋白质的巯基（-SH）形成牢固的络合物，使含巯基的酶类（如丙酮酸氧化酶、琥珀酸脱氢酶等）失活，导致细胞呼吸链中断、神经系统严重受损^[11]。所谓“服丹后面色红润”“精神焕发”，实为汞中毒引起的毛细血管扩张与中枢神经兴奋；所谓“通神见鬼”“白日飞升”，实为重金属中毒引发的幻觉、谵妄与最终死亡。

       唐代是服食金丹最为盛行的时期，也是帝王因丹中毒最为惨烈的时期。据《旧唐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宪宗李纯、穆宗李恒、武宗李炎、宣宗李忱等，皆因服食金丹中毒而亡或病重^[12]。这六位帝王的悲剧性命运，从化学视角看，正是重金属离子使蛋白质变性的原理在人体内的残酷验证，“仙丹”中汞、铅、砷等重金属离子进入血液循环后，与全身各器官的酶蛋白结合，使其失去催化功能，最终导致多器官衰竭。铁拐李以“圣水”解毒的故事，恰与这段沉重的历史形成鲜明对照：炼丹术既是毒药的生产者，也在漫长实践中发展出了若干解毒知识，这正是古代化学的辩证性所在。

3. 何仙姑“白莲变红”：花青素的酸碱指示性质与古代植物化学

       情景设想：八仙在瑶池宴饮，何仙姑见池中白莲素净，轻拂衣袖，口诵真言，满池白莲自花心向外渐次晕染，由白转粉、由粉转红，宛如神笔点染，美不胜收。众仙击节赞叹，以为“点花成色”的无上仙法。

       此景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术，实为植物化学中最为经典的原理之一，酸碱指示剂变色反应。天然植物色素（花青素，Anthocyanin）是一类水溶性的黄酮类化合物，其分子结构中的吡喃环在不同 pH 环境中发生可逆的质子化与去质子化，导致共轭体系的改变，从而呈现不同的颜色^[13]。具体而言，花青素在强酸性条件（pH < 3）下呈红色，在弱酸性至中性条件（pH 4~7）下呈紫色，在碱性条件（pH > 8）下呈蓝色或绿色。

       若何仙姑事先将无色或极淡色的酸碱指示剂（如酚酞、石蕊或天然花青素提取液）涂于白色花瓣背面，再以袖风携带碱性溶液（如石灰水，Ca(OH)₂ 溶液，pH 约为 12）轻拂花丛，碱性液体接触花瓣后使局部 pH 迅速升高，花青素分子由红色的黄烊盐形式转变为蓝色的醌式碱形式，呈现玫瑰红至蓝紫色——满池白莲“瞬间变红”的视觉奇观由此达成^[14]。

       中国古代对植物色素酸碱变色的认知，虽未形成现代“pH 值”的定量概念，却在纺织印染、食品加工、书画颜料等领域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积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彰施》中记载了多种植物染料的提取与固色技术，其中提到“红花饼”的制作：以红花（含红花苷）为原料，通过酸碱交替处理，可分别提取红色素与黄色素^[15]。这种对酸碱条件与色素颜色之间关系的精细把控，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的植物化学操作技艺。

4. 张果老“雪地温酒”：生石灰的放热反应与古代热化学

       情景设想：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八仙于山间凉亭歇息。张果老倒骑毛驴，悠然自得地从布囊中取出一把白色粉末，撒入盛酒的陶壶之中——壶身旋即冒出热气，酒香四溢，倒出的竟是温热的醇酒。众人饮之，寒意顿消。

       此景中的“白色粉末”应为生石灰（氧化钙，CaO）。生石灰遇水发生剧烈的放热反应，其热化学方程式为：CaO(s) + H₂O(l) → Ca(OH)₂(aq)，ΔH = −65.2 kJ/mol^[16]。每摩尔氧化钙与水反应可释放约 65 千焦的热量，足以将相当体积的液体迅速加热至沸点附近。古代方士称生石灰为“火精”，在寒地温酒、野外取暖、行军炊事中应用极为广泛。

       这一反应现象还可衍生出更丰富的“仙术”效果。生石灰与水反应产生的热量若用于加热密闭容器中的少量水，可迅速产生大量水蒸气；若进一步配合干冰（固态 CO₂，古时虽无人工制备，但天然二氧化碳泉华确有产出）的使用，则水蒸气在冷空气中迅速凝结为微小液滴，形成浓厚白雾，营造“仙气缭绕”的舞台效果。张果老“雪中温酒”的法术，若放置于道教仪式的展演语境中，实则是一套精心编排的“热化学魔术”，以生石灰为核心热源，通过控制水的添加量与反应容器设计，实现精确的温度控制与视觉效果^[17]。

       生石灰的制备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化学技术。石灰石（碳酸钙，CaCO₃）经高温煅烧（约 900~1000℃）分解为氧化钙与二氧化碳：CaCO₃(s) → CaO(s) + CO₂(g)。这一反应在古代窑业中已为工匠所熟练掌握。《周礼·考工记》中已有“锻石”的记载，至汉代，石灰已成为建筑、医药、化工等领域的重要原料。炼丹方士对生石灰的“放热”性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伏火”操作中，生石灰常被用作保温与吸湿材料，而在“炼丹”的某些步骤中，其放热效应也被用于提供反应所需的活化能。

5. 汉钟离“扇风点金”：置换反应、合金制备与炼丹术的“黄白”追求

       情景设想：钟离权赤裸上身，坦腹摇扇，以芭蕉巨扇扇向一堆农人弃置的铁锄头。扇动风生，铁器表面渐次闪出金光，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金条。农人们目瞪口呆，恍若置身梦境。

       “点铁成金”是炼丹术最具诱惑力的口号之一，也是历代方士耗费最多心力试图攻克的“终极目标”。从现代化学视角看，这一目标在热力学上并非完全不可能，但其路径绝非“仙法”，而是严密的化学操作。具体而言，“点铁成金”涉及以下两种机制。

       其一为置换反应。铁（Fe）的金属活动性顺序位于铜（Cu）之前，因此铁能将铜离子从铜盐溶液中置换为金属铜：Fe(s) + Cu²⁺(aq) → Cu(s) + Fe²⁺(aq)。若将铁制器物浸入硫酸铜（CuSO₄）溶液或蓝铜矿的酸浸液中，铁器表面即析出一层紫红色的金属铜，形成“镀铜”效果。这一反应在汉代已有明确记载，《淮南万毕术》云：“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18]“曾青”即硫酸铜矿物，铁器涂上其溶液后变为铜色，正是置换反应的宏观表象。

       其二为合金制备。铜与锌按一定比例熔炼，可得金黄色的铜锌合金（黄铜）。锌的比例越高（通常为 30%~50%），合金色泽越接近纯金。唐代方士已熟练掌握“点丹阳法”，即以砷（As）与铜熔炼得到银白色的砷铜合金，外观酷似白银或白铜；若以锌与铜熔炼，可得黄色合金。金陵子《龙虎还丹诀》中详细记载了“点丹阳”的具体操作：“取丹阳铜一斤，以盐胆水（氯化镁溶液）煮之，三日，出之，入炉与砒霜同炼，即成白银。”^[19]这段文字描述了铜与砷的合金化过程，虽以“成银”为表述目标，其化学本质实为合金制备。

       值得注意的是，“点铁成金”在热力学意义上受到元素守恒律的根本性限制，铁原子无法通过化学方式转变为金原子，后者涉及原子核结构的改变（核反应），这已超出化学反应的范畴。然而，方士们追求的“成金”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意指“制成黄金色之物”，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元素转化。这种“以视觉替代本质”的认知偏差，恰是炼丹术作为“前科学”的典型特征，它的判断标准是感性经验而非理性逻辑，其语言表述是现象描述而非机制阐释。

6. 蓝采和“花篮生烟”：碘的升华显色反应与矿物升华技术

       情景设想：蓝采和手持竹编花篮，篮中满盛各色鲜花。为抵挡妖风侵袭，他将花篮掷向空中，篮中骤然腾起大团紫色浓烟，烟雾弥漫，遮蔽了敌阵的视线，八仙得以从容脱困。

       紫色浓烟是碘蒸气（I₂ vapor）的典型特征。碘单质在常温常压下呈紫黑色晶体，具有较高的蒸气压，在室温下即可缓慢升华，加热时则迅速由固态直接转变为紫色蒸气，此即“升华”（Sublimation）现象。若在花篮的花瓣间混入碘单质晶体，掷出时的气流扰动与摩擦生热足以加速升华过程，产生浓度可观的紫色烟雾。

       更为精妙的是碘与淀粉的显色反应。碘蒸气若与含淀粉的物质接触，会显现特征性的深蓝紫色，这是因为碘分子嵌入直链淀粉的螺旋结构内部，形成电荷转移络合物，其吸收光谱发生大幅红移，呈现深蓝色^[20]。蓝采和的花篮若同时含有淀粉（如花瓣上的花粉或预先涂抹的淀粉糊），则紫色烟雾接触花瓣后生成蓝紫色斑纹，视觉效果更为丰富。

       古代方士虽不知碘元素的独立存在（碘单质直至 1811 年才由法国化学家库尔图瓦首次发现），但已掌握利用矿物升华制造“烟气”的多种技艺。丹砂（HgS）加热升华可得红色汞蒸气，在冷处凝华成红色结晶，这一操作在《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被记载为“飞丹砂法”；雄黄（As₄S₄）升华可得黄色结晶，雌黄（As₂S₃）升华可得橙色结晶。方士们将此类操作统称为“飞升”，意即物质从固态“飞”入气态、再“升”华为更纯净形态的过程^[8]。这一术语虽带有神秘色彩，却准确地描述了升华与凝华这一物理化学过程的关键环节。

7. 曹国舅“玉笏净水”：明矾的絮凝原理与古代给水技术

       情景设想：八仙行至一浊水河边，水流浑浊，无法饮用。曹国舅取出玉笏（朝板），在水面轻轻一拂，浊水中悬浮的泥沙竟如被无形之手牵引，纷纷沉入水底，河水顷刻澄清如镜，甚至连对岸敌兵的倒影都清晰映出。

       此景的化学钥匙在“明矾”二字。明矾（钾明矾，KAl(SO₄)₂·12H₂O）是一种复盐，溶于水后发生水解反应：Al³⁺ + 3H₂O ⇌ Al(OH)₃ + 3H⁺。水解生成的氢氧化铝（Al(OH)₃）以胶体形态存在，其胶体颗粒带正电荷，能强烈吸附水中带负电荷的悬浮泥沙颗粒与胶体杂质，形成肉眼可见的絮状沉淀（即“矾花”），从而在重力作用下沉降^[21]。这一过程被称为“絮凝沉淀”，是现代自来水厂净化处理中最核心的单元操作之一。

       中国古人发现和应用明矾净水的历史极为悠久。《周礼·天官·疡医》中已有“矾”字的记载；唐代《外台秘要》中明确记载了“以明矾澄清水”的方法；宋代《云林石谱》中亦有类似描述。在道教文献《上清明鉴要经》中，明确记载了以明矾为主要成分的“磨镜药”方：“以明矾、水银、锡粉合和为泥，涂镜面，干后磨拭，光明如新。”^[22]此方虽为磨镜用途，其原理同样利用了明矾水解产物的研磨与清洁功能。

       曹国舅以“玉笏净水”的仙术，从化学原理推断，应是预先在玉笏表面涂覆了明矾粉末。当玉笏拂过水面时，明矾粉末随水流扩散溶解，迅速发生水解与絮凝反应，数分钟内即可使浊水澄清。在缺乏现代过滤设备的古代环境条件下，明矾净水是极为实用且高效的应急水处理技术，其发现与应用，标志着中国古代化学在环境工程领域的卓越成就。

8. 八仙“煮海为盐”：溶解度、结晶与蒸发技术的化学工程

       情景设想：八仙为阻挡追兵，在海滨联手施展大法力。吕洞宾剑指海水，何仙姑拂袖生风，张果老撒石灰入海，海面上白雾升腾，水波翻滚，片刻之间，一片海湾竟凝结为白花花的盐田，追兵马匹踏在盐壳上滑倒，无法前行。

       海水蒸发结晶是制备食盐（氯化钠，NaCl）的基本化学原理。海水中溶解了约 3.5% 的无机盐类，其中氯化钠占约 2.7%。当海水中的水分持续蒸发时，溶液浓度逐渐增大，直至达到氯化钠的饱和浓度（约 26.5%，20℃ 时），继续蒸发则氯化钠以立方晶体形态析出。

       若向海水中加入草木灰（主要成分为 K₂CO₃），则发生以下反应：K₂CO₃ + Ca²⁺ → CaCO₃↓ + 2K⁺，以及 K₂CO₃ + Mg²⁺ → MgCO₃↓ + 2K⁺。碳酸根离子与海水中的钙、镁离子生成不溶性碳酸盐沉淀，这一方面使部分盐类提前析出，另一方面降低了海水中钙镁离子的浓度，使后续蒸发得到的食盐纯度更高^[23]。

       生石灰（CaO）遇水放热则从动力学角度加速了蒸发过程：每摩尔生石灰水化放热 65.2 千焦，若向一片海域抛洒数吨生石灰，释放的总热量足以使相当体积的海水升温数摄氏度，显著加快蒸发速率，虽然要实现“瞬间成盐”的视觉效果，电影中的艺术夸张远大于化学现实。

       从中国古代制盐技术史来看，海盐生产经历了从“煮盐”到“晒盐”的技术演进。《周礼·盐人》记载了周代已有掌盐之官；汉代盐铁专卖制度下，海盐煮制已达相当规模；至宋代，福建、两浙等地已广泛采用“晒盐法”，利用日光与风力蒸发海水，取代了燃料消耗巨大的“煮盐法”^[24]。八仙“煮海为盐”的情景，可视作古代制盐技术的一次艺术化再现，它将漫长数日的蒸发过程压缩为银幕上的数分钟，以法术的形式展现了相变与结晶这一化学过程的神奇。

9. 铁拐李“拐杖生烟”：氯气的制备与古代气体化学的萌芽

       情景设想：八仙被妖兵围困于山谷之中，铁拐李将铁拐杖猛击地面——拐杖末端的铁箍崩裂，喷涌出黄绿色的浓烟，烟雾弥漫山谷，妖兵纷纷掩面咳嗽溃退，八仙乘机突围。

       黄绿色是氯气（Cl₂）的典型特征颜色。氯气在标准状况下呈黄绿色，密度约为空气的 2.5 倍，具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对人体呼吸道黏膜有强烈刺激作用，正合“妖兵掩面咳嗽”的描述。

       从化学原理推断，铁拐李的中空铁杖内可藏有两种反应物：其一为浓盐酸（HCl，浓度约 37%），其二为高锰酸钾（KMnO₄）颗粒或软锰矿（MnO₂）粉末。当拐杖受外力击打，内部分隔层碎裂，两种反应物接触，即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释放氯气^[25]。以高锰酸钾为例：2KMnO₄ + 16HCl → 2KCl + 2MnCl₂ + 5Cl₂↑ + 8H₂O。以软锰矿为例：MnO₂ + 4HCl → MnCl₂ + Cl₂↑ + 2H₂O。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方士虽不具备制备纯氯气的条件，但通过加热某些天然矿物混合物确实可以观察到类似现象。《抱朴子·内篇》中记载了“以矾石、硝石、食盐合烧，则生黄烟”的现象^[7]。“黄烟”很可能含有氯气（黄绿色与黄色在古人的颜色分类中常不加严格区分）及氮氧化物等气体的混合物。中国古代虽未能发展出系统的气体化学，但对方士而言，气体的产生、收集与辨识已是炼丹实验中的常规环节，只是这些观察被包裹在“毒瘴”“妖气”“龙息”等神秘叙事中，未能在“气”的哲学范畴之外形成独立的科学分支。

10. 吕洞宾“酒剑破瘴”：乙醇的还原性与气溶胶沉降效应

       情景设想：八仙入蜀，经过一片瘴气弥漫的密林。林中毒雾浓重，马匹嘶鸣不前。吕洞宾拔开葫芦塞，仰头饮入一口酒，随即以剑为引，将酒雾喷向空中，酒雾散开之处，瘴气竟如遇克星，向两侧退散，露出一条可行之路。

       此景涉及两种化学与物理机制的综合作用。

       其一为乙醇的还原性。瘴气中的有毒成分多为还原性物质，包括硫化物（如 H₂S）、醛类（如甲醛、乙醛）、不饱和烃类等。乙醇分子中的羟基（-OH）具有一定的还原能力，在光照条件下可引发自由基链式反应，将部分有毒气体氧化为低毒或无毒的物质^[26]。例如，甲醛与乙醇在紫外光照射下可发生缩合反应生成缩醛，后者毒性远低于前者。

       其二为气溶胶沉降效应。酒雾是以微小液滴形态分散于空气中的气溶胶体系，液滴直径通常在 10~100 微米之间。当大量酒雾喷入含尘气体空间时，细微液滴与悬浮颗粒物发生碰撞、润湿、凝聚，使颗粒物增重而下沉，此即“湿式除尘”的基本原理^[27]。虽然酒精液的表面张力较大、润湿性能不及水，但若酒中预先溶解少量表面活性物质（如皂苷类植物提取物），则可显著改善其雾化与润湿性能。

       从文化史角度看，“以酒驱瘴”是中国南方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习俗。《本草纲目》中记载了多种“辟瘴酒”的配方，如“屠苏酒”“椒柏酒”等，其主要成分均为具有挥发性的芳香物质与酒精^[28]。虽然这些配方的实际防疫效果有限（病原微生物并非瘴气的主要成分），但从化学角度看，酒精挥发确实可以局部改善空气质量，同时其芳香气味对心理慰藉亦有积极意义。吕洞宾“酒剑破瘴”的场景，可视作这一民间习俗在神话叙事中的艺术升华。

11. 吕洞宾“飞剑化虹”：金属盐的焰色反应与光谱分析的前史

       情景设想：八仙在东海与龙王决战，吕洞宾将纯阳剑掷向长空，剑身化作一道流光，在天际拖出一道七彩长虹，赤橙黄绿青蓝紫依次排布，照亮了整片海域。龙王被这天地异象震慑，士气大挫。

       焰色反应是现代分析化学中鉴别碱金属与碱土金属元素最经典的方法之一。其原理为：金属元素在高温火焰中受激发，其外层电子跃迁至较高能级，当电子返回基态时释放出特征波长的光子，呈现特征颜色^[29]。不同金属元素的特征焰色如下：铜（Cu）显蓝绿色，铅（Pb）显苍白色，钠（Na）显金黄色，锶（Sr）显红色，钡（Ba）显黄绿色，钾（K）显浅紫色（需通过蓝色钴玻璃观察），钙（Ca）显砖红色。

       若吕洞宾的剑身预先涂覆多种金属盐混合物，高速飞行时与空气剧烈摩擦生热（飞行器再入大气层时温度可达数千℃，剑身虽速度不及，但摩擦升温亦足以激发焰色反应），不同金属盐在高温气流中依次或同时激发，产生连续分布的特征光谱，从红色的锶盐、橙色的钠盐、黄色的铅盐、绿色的铜盐、蓝色的铜盐到紫色的钾盐，即可构成人工彩虹的连续色谱。

       中国古代方士在烧炼过程中早已注意到“火色”与矿物种类之间的关联。《龙虎还丹诀》中记载了通过“火色”判断反应进程的经验：“初起火青，次乃黄白，后转赤，乃成。”^[19]这里描述的“青→黄白→赤”的火焰颜色变化，对应着不同温度阶段与不同金属盐的激发。虽然方士们未能将火焰颜色与特定金属元素建立起系统的“指纹”对应关系，但这一经验性知识无疑是后世光谱分析的重要先驱。吕洞宾“飞剑化虹”的场景，可视作对焰色反应这一化学分析方法的史诗级视觉演绎。

12. 曹国舅“玉板夜光”：矿物的磷光现象与古代发光材料

       情景设想：八仙探索深海龙宫，陷入一片完全没有光照的暗洞之中。曹国舅取出随身携带的玉笏，轻轻擦拭其表面，笏板随即发出幽幽的蓝绿色荧光，虽不甚明亮，却足以照亮前行的数步之路。

       此景的化学机制为矿物的磷光发光现象。某些天然矿物在受到外力摩擦、加热或短波光照后，能够储存部分能量，并在随后一段时间内以光子的形式缓慢释放，此即“磷光”（phosphorescence）。其微观机制涉及矿物晶格中杂质离子（如 Mn²⁺、Cu⁺、Pb²⁺ 等激活剂离子）形成的发光中心，受激后电子被陷阱能级捕获，再以热扰动方式逐步释放，产生持久余辉^[30]。

       天然磷灰石（Ca₅(PO₄)₃F）是常见的磷光矿物，在暗处受摩擦后可持续发光数分钟至数十分钟。中国古代文献中早有“夜光之珠”“明月石”等记载，《淮南子·说山训》云：“明月之珠，蚌之病而我之利也。”^[18]虽然“夜光珠”多为蚌壳珍珠在暗处的微弱生物荧光，但亦有部分记录指向天然磷光矿物。至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以硫磺、雄黄等炼之，可得夜光”的合成尝试^[31]，这可视作人工发光材料的最早探索之一。

       现代“夜光粉”多使用掺杂铜或镧系元素的硫化锌（ZnS:Cu）或铝酸锶（SrAl₂O₄:Eu,Dy）等材料，其发光效率与余辉时长远超天然磷光矿物。然而，曹国舅“玉板夜光”的场景若以古代技术条件还原，最合理的解释仍是天然磷灰石或含锰方解石的摩擦发光效应，在完全无光的深海暗洞中，即使微弱的磷光也足以起到指引方向的实际效果。

13. 蓝采和“鲜花测毒”：植物色素的空气检测功能

       情景设想：八仙欲进入一座千年古墓寻回失落的法器。墓道幽深，空气凝滞。蓝采和从花篮中取出一束白色鲜花，向墓道深处抛去，花朵触及墓中空气后迅速由白转蓝，蓝采和见状立即挥手制止众人前进：“墓中有毒，暂勿入内！”

       此景是酸碱指示剂原理在气体检测领域的具体应用。花青素不仅是酸碱指示剂，也是灵敏的气体传感器，当空气中存在酸性气体（如 CO₂ 溶于水形成碳酸、H₂S、SO₂、HCl 等）时，花青素分子发生质子化，共轭体系改变，颜色向红色方向偏移；当存在碱性气体（如 NH₃）时，花青素分子去质子化，颜色向蓝色或绿色方向偏移^[32]。

       中国古代道士进入墓穴或山洞前，确有以多种方法检测空气质量的传统。最广为人知的是“燃烛法”，将点燃的蜡烛或油灯放入洞中，若火焰熄灭则说明“气不正”，即氧气不足或有有毒气体积聚。此外，《抱朴子·内篇·登涉》中记载了“入山辟毒”的多项措施：“入山宜知六甲秘祝……又法，以明镜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7]虽然这些记载多带有宗教色彩，但其背后隐含了对环境安全的朴素关注。

       蓝采和“以花试毒”的仙术，较之燃烛法更为精细，它不仅检测氧气浓度，更能通过颜色变化定性地判断气体的酸碱性质，从而对特定种类的有毒气体进行初步辨识。从现代化学视角看，这相当于一套天然的气体传感器阵列，其灵敏度虽不及精密仪器，但在缺乏实验设备的古代场景中，已是相当实用的化学检测手段。

14. 韩湘子“笛声凝露”：吸湿剂的物理化学原理与相变热力学

       情景设想：八仙穿越戈壁，烈日当空，水源断绝。韩湘子取出竹笛，坐于枯塘之侧悠然吹奏，笛声清越，袅袅不绝。少顷，枯塘底部竟泛起白雾，雾气渐浓，凝为水珠，汇聚成浅浅一洼清泉。众人惊问其故，韩湘子笑而不答。

       此景涉及物理化学中的两个核心原理：吸湿剂的吸湿作用与相变热力学。

       无水氯化钙（CaCl₂）、浓硫酸（H₂SO₄）、硅胶（SiO₂·nH₂O）等物质具有极强的吸湿性，能主动捕捉空气中的水分子。其机制包括物理吸附（分子间范德华力）与化学吸附（形成水合物，如 CaCl₂·6H₂O）两种形式。在相对湿度较高的环境中（如戈壁的夜晚或清晨），吸湿剂可从空气中凝结出肉眼可见的液态水^[33]。

       若韩湘子预先在枯塘底部埋入大量无水氯化钙或生石灰（CaO），在夜间或清晨空气湿度较高时，吸湿剂表面即形成一层水膜。更进一步的效应在于：生石灰吸水后放热，热量促使周围水分蒸发，蒸发的水蒸气遇冷凝结为小液滴，此即“白雾升腾”的视觉来源。而凝结的水滴汇入塘底，便形成了“笛声化泉”的视觉效果。

       曹国舅“玉笏净水”与韩湘子“笛声凝露”两景，分别展示了化学在“净化已有之水”与“从无中生水”两个方向上的应用，前者依赖絮凝沉淀，后者依赖吸湿凝结。二者合观，可见中国古代方士对水的化学处理已掌握了从除浊、净化到采集、凝结的完整知识链条。

15. 八仙“各显神通”的综合视角：炼丹术化学知识的民间传播

       综观以上十四个情景的化学解码，一个清晰的脉络浮现出来：八仙传说中的每一个“法术”，几乎都可以在炼丹术文献中找到对应的化学操作原型。从丹砂的飞升（对应碘、汞的升华）到硝石的助燃（对应硝酸盐的氧化性），从明矾的净水（对应胶体絮凝）到生石灰的放热（对应氧化钙的水化反应），从置换反应的颜色变化到焰色反应的光谱特征，八仙的“神通”，本质上是一套被神话化的化学实验操作手册。

       这一现象的文化意义值得深思。在文字传播尚不普及的古代社会，复杂的化学知识如何在社会中流传？答案之一便是：通过故事。八仙传说将方士们的丹房操作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英雄叙事，将抽象的化学反应原理具象为可视、可感、可流传的“仙术”。每一个听过八仙故事的人，都在潜意识中记住了“某种白色粉末遇水会发热”“某种红色石头加热会冒烟”“某种植物的花碰到碱液会变色”等经验性知识。神话成为了化学知识的“科普载体”，仙术成为了实验现象的“文化记忆”。

四、炼丹术在化学史上的坐标

1. 实验程序的规范化及其科学意义

       古代炼丹术虽以追求长生不死这一超验目标为驱动力，但其操作程序本身却呈现出高度规范化的特征。据《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抱朴子·内篇》等文献记载，一次完整的炼丹活动须遵循“择友—择地—择时—筑炉—备料—起火—候火—开炉—服食”的完整程序链^{[7, 8]}。

       择友：丹师须选择“同志之士”共同参与，且人数须为三人或七人，取其“阳气之数”；择地：丹房须建于“名山之中，无人之地”，远离市井喧哗与不洁之物；择时：起火时间须与天文历法对应，如“甲子日起火”“冬至后一阳生时”等；筑炉：丹炉的尺寸、材质、方位皆有严格规制，如“炉高三尺，象三才；周回九寸，象九宫”；候火：须以特定时辰增减燃料，“子时武火，午时文火”，持续数十日至数百日不等^[34]。

       这些规范中虽掺杂了大量宗教禁忌与神秘观念，但若剥离其神秘外衣，其合理内核清晰可见：择地于名山，客观上保证了实验环境的清洁与稳定；择时与天文对应，反映了古人对温湿度季节变化的认知；筑炉的尺寸规制，体现了热工设备的工程考量；候火的文火武火交替，则是对反应动力学中温度控制的朴素把握。

2. 物质转化的经验积累：从丹砂到火药

       炼丹术对化学最实在的贡献，集中在矿物化学领域。以下按物质类别梳理其重要成就。

       汞化学。丹砂（HgS）经加热分解为汞，汞与硫再化合为黑色或红色硫化汞，这一循环转化是炼丹术中最核心的操作之一。《抱朴子·内篇·金丹》云：“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7]这一“还丹”过程实为可逆化学反应的经典案例：HgS → Hg + S（加热），Hg + S → HgS（常温研磨）。方士们在反复循环中不仅掌握了汞的制备与纯化技术，还观察到汞可溶解多种金属形成汞齐（合金），这些知识在后世的镀金、炼银、制药等工艺中得到广泛应用。

       铅化学。铅丹（Pb₃O₄，又称红丹）的制备是另一项重要成就。方士们发现，铅经长时间加热氧化可生成红色粉末，此粉末在更高温度下又可转化为黄色的密陀僧（PbO），再降温又恢复红色。这一系列颜色变化反映了铅的多种氧化态（Pb⁰ → Pb²⁺ → Pb⁴⁺）之间的转化，是氧化还原化学的早期实践。

       砷化学。雄黄（As₄S₄，红色）、雌黄（As₂S₃，黄色）是炼丹术中频繁使用的矿物。二者的升华与转化操作被详细记录于多种丹经中。《石药尔雅》记载了雄黄的多种“别名”与“制法”，表明方士们对其物理化学性质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35]。砷与铜的合金化（砷白铜）是唐代炼丹术的重大成就之一，其产品在色泽与硬度上均与白银相近，引发了一波“人造白银”的技术热潮。

       火药的前身。硝石（KNO₃）、硫磺（S）与木炭（C）的混合物在炼丹过程中被发现具有燃烧甚至爆炸的性质。唐代《真元妙道要略》中已有明确记载：“有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36]这是现存最早的黑火药燃烧爆炸事故记录。虽然方士们视这一现象为“伏火不验”的失败案例，但正是这些“失败”催生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火药发明。

3. 道教炼丹术的世界化学史地位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中，以“炼丹术的发明与进展”为标题，用近千页篇幅系统梳理了中国炼丹术的成就。他指出：“中国炼丹术从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十八世纪有着持续不断的发展，在这一漫长时期中，它是世界炼丹术的主流。”^[1]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炼金术传统相比，中国炼丹术具有若干独特特征。其一，操作对象以矿物为主，而非金属，这使得中国方士在无机化学领域积累了远较西方炼金术士丰富的知识。其二，实验目标中“长生”与“成金”并重，这一双重目标使炼丹术同时向医药化学与冶金化学两个方向延伸，形成了更为广阔的知识谱系。其三，炼丹术与道教哲学深度融合，这一特征虽然延缓了其向近代化学的转变（因为宗教教条往往抑制了怀疑精神），但也赋予了它一套自洽的理论框架，使其得以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活力。

       中国炼丹术虽最终未能如欧洲炼金术那样演变为近代化学（这一转变需要培根实验哲学、伽利略数学化、波义耳微粒说等多重条件的汇聚），但其积累的矿物知识、实验技术、操作规范，通过阿拉伯炼金术的中介，间接影响了西方化学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仙故事中那些“仙术”所对应的化学操作，不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化学史共同的知识基因。

五、结论：仙术、化学与文化记忆

       通过以上对十四个电影情景的化学解码，以及对炼丹术历史脉络的梳理，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八仙传说中的仙术场景，在化学史视野下可被解读为一系列真实化学反应的戏剧化表达。硝酸盐的助燃、生石灰的放热、花青素的酸碱变色、明矾的絮凝沉淀、金属盐的焰色反应、碘的升华、氯气的制备、吸湿剂的凝结，这些“法术”的化学本质在《黄帝九鼎神丹经诀》《抱朴子》《龙虎还丹诀》等道藏文献中均有直接或间接的记录。

       第二，炼丹术作为“前科学”范式，其历史地位具有辩证性。从目标设定来看，长生不死的追求属于前科学的幻想；从操作程序来看，规范的实验流程已具备科学的雏形；从知识积累来看，矿物转化的大量经验性规律为后世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八仙文化正是这一“前科学”知识体系在民间传播中的记忆载体。

       第三，神话叙事与科学认知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或遮蔽，而是一种复杂的转化与共生。神话将抽象的化学原理具象为可视的“仙术”，将枯燥的实验操作叙事为有趣的英雄故事，从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完成了化学知识的“文化编码”。当我们在银幕上目睹八仙各显神通时，不妨在奇幻的表象之下，辨认那缕从丹炉中升起的、属于科学史的青烟，那既是文化的遗产，也是化学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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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尊理，工学博士，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教育部明德教师奖。中国仪表功能材料学会理事，第 29 届中国化学会理事，第 30、31、32 届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化学会学术年会第 28-34 届化学基础教育分会大会主席，中国化学会第 1-13 届关注西部化学教育发展论坛大会主席，中国化学会第 1-4 届化学哲学与化学文化学术研讨会大会主席，中国化学会奖励委员会委员，甘肃省科学普及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委员会专家，国家核心期刊《化学教育》编委，全国劳模先进材料创新工作室主持人，首批国家一流课程《化学文化学》和第二批国家一流课程《创新创业讲坛》负责人，人民教育出版社《科学与实践》（8 册，甘肃省十四五高等教育规划教材）总主编，教育部《学科美育教学指导丛书—化学美育》主编，读者集团《新材料新能源高端科普》丛书（18 册）、科学文化丛书《天下黄河》（6 册）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统编教材、国家十四五第二批规划教材《基础化学》主编，甘肃省十四五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创新创业实践教程》和《当代劳动技能与智慧教育》主编，中小学化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科普创作与产品研发示范团队主持人，教育部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首批入库专家，教育部国家高等学校评估专家、教育部国家高等职业教育评估专家、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专家，甘肃省职业院校教师培训专家组副组长。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300 余篇，申请专利 110 项，主编、编著出版各类图书 48 部。任西北师大科协副主席，西北师大科普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甘肃省军民融合融合先进结构材料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