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岁月——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

       1977 年恢复高考，改变了千千万万年轻人的命运。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能够走进大学校园，本身就是一种幸运。然而，考上大学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中的许多人错过了最好的学习时光。走进大学后，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后来回想起来，我的大学生活并没有多少浪漫色彩。有的只是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以及一本本翻旧了的课本和笔记。正是在那里，我从一个连 26 个英文字母都不会读的学生，逐渐成长为能够阅读国际文献、发表论文并继续深造的研究生。

       回首那段岁月，最难忘的不是考试成绩，也不是毕业文凭，而是那种如饥似渴、只争朝夕的学习热情。那是一个属于奋斗的年代，也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共同的青春记忆。

一、走进黄坡岭

       1978 年 3 月，我来到四川自贡黄坡岭，开始了大学生活。

       今天的年轻人看到“上海化工学院四川分院”这个名字，往往会感到奇怪：上海的大学，为什么会在四川办学？

       这是一个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名字。上世纪六十年代，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上海化工学院将部分专业和师资迁往四川自贡，在黄坡岭建立四川分院。1977 年恢复高考后，我们成为分院正式招生的第一批大学生。

       黄坡岭位于四川自贡郊外。自贡素有“千年盐都”之称，因盐而兴。校园依山而建，四周群山环绕。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来说，这里远离都市喧嚣，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

       由于十年没有正常招收大学生，同学们的年龄跨度超过十年。年龄最小的刚刚高中毕业，而年龄最大的已经参加工作多年，有的已经成家立业，有的甚至已经有了孩子。

       在四川分院时，我和贺鼎开住在同一个寝室。贺鼎开来自四川绵阳农村，比我大十岁，上大学前是一名民办教师，家里已有妻子和三个孩子。

       后来学校迁回上海，寝室重新调整。我和徐金保住在同一个寝室。徐金保来自湖南永州农村，上大学前也是一名民办教师，家里已有妻子和女儿。

       对于刚刚离开家乡、第一次独立生活的我来说，他们既是同学，又像兄长。

       我们几乎每天三餐都在一起吃。大家把饭菜放在一起，你吃我的，我吃你的，从来没有人计较。

       后来回想起来，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校园有一个鲜明特点：年龄大的同学总会自然而然地照顾年龄小的同学。我们不仅是同学，更像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

二、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

       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有一个共同特点：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许多人等待了很多年，才重新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四川自贡夏天特别炎热，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丝毫不减。

       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做操、跑步、冲凉、洗漱。七点左右吃早餐。早餐后到上课前，是一天最安静的时间。校园里到处都是背英语单词的身影。

       上午上课，下午上课，晚上自习到十点。第二天又从五点开始。

       这样的生活，几乎贯穿了整个大学四年。

       大学期间，我们花时间最多的一门课是英语。

       进入大学时，我连 26 个英文字母都不会读。

       第一堂英语课，刘卓平老师让我站起来读黑板上的英文字母。我站在那里一句也读不出来。不是紧张，而是真的不会。

       那堂课对我的触动很大。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

       为了补上这块短板，我下了不少苦功夫。

       黄坡岭附近散布着许多废弃盐井。自贡因盐而兴，那些老盐井静静地躺在校园附近的山坡和田野之间。

       我经常拿着英语书，一个人走到废弃盐井旁边背单词。

       那里很安静，几乎没有人打扰。有时坐在井边的石头上，有时站在山坡上，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单词和课文。

       那时并没有想过将来会出国，更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几十年。

       只是觉得英语学不好，很多专业书籍和文献就读不懂。

       所以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背。

三、图书馆里的第二课堂

       1979 年夏天，学校迁回上海。

       总院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套托福（TOEFL）教材，共三册。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将来会出国，只是觉得这套教材内容系统完整，几乎涵盖了英语学习的各个方面。

       那时我想起一句老话：“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

       于是，我把整套教材从头到尾抄了一遍。

       抄单词，抄例句，抄课文，抄习题。

       一本、两本、三本。

       整整一套教材。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从那以后，我的英语水平仿佛突然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英语考试总能轻松拿到 A。

       英语提高以后，我发现自己能够阅读越来越多的国外文献。

       大学最后一年，毕业论文需要大量查阅国外文献。我开始接触《Chemical Abstracts》（CA，化学文摘）。

       第一次打开 CA 时，我有一种发现宝藏的感觉。

       从那以后，除了实验室，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

       CA 上的字体非常小，一页上密密麻麻排列着大量摘要和文献索引。我一篇接着一篇查阅，一条接着一条记录。

       大学期间，我的视力一直保持在 1.5。然而半年下来，我不得不戴上人生中的第一副眼镜。

       虽然失去了原来的好视力，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第一次真正打开了通向世界科学前沿的大门。

       随着阅读越来越多，我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既然能够读懂国外文献，为什么不把它们介绍给国内同行呢？

       当时聚氯乙烯热稳定性的研究十分热门。我翻译了一篇《聚氯乙烯降解和热稳定性研究》，投稿给《大连塑料》。

       由于不懂投稿规范，我完全按照英文原文左右两栏格式誊写。

       没想到编辑部不仅没有退稿，还专门寄来方格稿纸，指导我按国内期刊格式重新誊写。

       半年后，《大连塑料》正式发表了这篇译文，并寄来 36 元稿费。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收到稿费。

       今天看来，36 元并不算多。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它不仅是一笔收入，更是一种认可。

四、工厂里的课堂

       我们那个年代的工科教育特别强调实践。

       大学第一学期，学校便安排我们到四川晨光化工厂实习。

       晨光化工厂是我国有机硅研究和生产的重要基地。我们深入生产现场，了解整个工艺流程，绘制生产流程图，撰写实习报告。

       实习结束时，我代表小组作总结报告。

       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后，我们又到上海金山化工厂实习。

       我们小组被分配到维尼纶厂。

       从醋酸乙烯酯单体的合成，到聚合，再到水解生产聚乙烯醇，我们需要对整个工艺过程进行剖析，并进一步完成工程设计。

       许多个晚上，我们围坐在一起讨论工艺路线，计算物料平衡，绘制流程图。

       这种训练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工程师的思维方式，也让我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

五、第一次走进科研世界

       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我选择了毕业论文，而不是毕业设计。

       因为我已经决定继续攻读研究生。

       我被分配到李世瑨教授领导的高分子物理研究组，在吴和融老师指导下从事界面缩聚方面的研究。

       课题名称是《界面缩聚法合成聚对苯二甲酸双酚 A 酯的研究》。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科研。

       从查阅文献、设计实验，到实验操作、数据分析和论文撰写，每一步都需要自己完成。

       课题组里，我和同班同学吴国健分工合作。

       我主要负责聚合物合成，他负责粘度测定和分子量表征。

       对于聚对苯二甲酸双酚 A 酯这样的工程塑料而言，分子量是决定性能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分子量越高，材料性能越好，应用价值也越高。

       因此，我们课题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获得更高分子量的聚合物。

六、“你相信做到了最高分子量吗？”

       为了获得更高分子量的聚合物，我们系统研究了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乳化剂种类、有机相溶剂、聚合温度以及碱用量等条件。

       一次又一次调整实验条件，一次又一次测定结果。

       每当分子量有所提高，我们都兴奋不已；实验失败时，则重新分析原因，再继续尝试。

       与此同时，我查阅了大量 CA 和国外文献，希望了解国际上同类研究已经达到什么水平。

       随着实验不断推进，我们获得的聚合物分子量越来越高。

       到毕业论文完成时，我们得到的结果已经明显超过当时公开文献报道的数据。

       后来，这项研究以《界面缩聚法合成聚对苯二甲酸双酚 A 酯的研究》为题发表在《华东化工学院学报》上。

       当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正式学术论文作者名单中时，我内心充满喜悦。

       毕业论文答辩时，李世瑨先生亲自参加。

       答辩过程中，他忽然问我：

       “你相信做到了最高分子量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相信。”

       李先生接着问：

       “为什么？”

       我回答：

       “因为我查阅了大量 CA 文献。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文献报道过比我们更高的分子量。”

       李先生听后点了点头。

       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那个场景。

       因为那不仅是一场毕业答辩，更是我第一次建立起科研自信。

       我第一次意识到，科研不仅仅是学习前人的知识，更是在充分了解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向前迈出一步。

七、走向新的起点

       大学生活带给我的，不仅有知识和成长，也有珍贵的人生缘分。

       小薇来自甘肃张掖，是我的同班同学。

       我们在同一个学习小组。

       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我们便有许多接触的机会。一起参加学习小组讨论，一起完成课程作业，一起参加工厂实习。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

       随着接触越来越多，彼此也有了更多了解。

       那个年代的大学校园与今天很不一样。

       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大学生不提倡谈恋爱。

       除了入学前已经结婚的同学外，校园里很少见到公开谈恋爱的学生。大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因此，我们之间的感情并不是一见钟情，也不是轰轰烈烈的校园恋爱，而是在长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天，我鼓起勇气向她表白。

       幸运的是，她接受了我。

       毕业后，我继续留在上海攻读研究生，而她被分配到兰州工作。后来她也考回上海读研究生。

       1984 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

       同年 9 月，我们结婚了。

       回首大学四年，我常常感慨万千。

       四年前，我走进黄坡岭时，连 26 个英文字母都不会读。

       四年后，我不仅能够熟练阅读英文科技文献，还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译文和第一篇科研论文。

       大学给予我的，远不止一纸文凭。

       它让我学会了如何学习，如何思考，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超越自己。

       对于恢复高考后的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来说，大学不仅是一段青春岁月，更是一次人生的跃升。

       而“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正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最深刻的精神印记。

郭少华，湖南浏阳人，华东理工大学（原华东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专业 1977 级学生，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之一。1982 年获学士学位，1984 年获硕士学位，1987 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华东化工学院高分子材料系副主任、聚合反应研究室主任。

1987 年赴美国阿克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kron），师从国际著名高分子科学家、阴离子聚合领域权威 Roderic P. Quirk 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1990 年加入美国 ARCO Chemical Company（后并入 LyondellBasell），从事高分子材料研发与技术创新。此后逐步转向知识产权及商业法律领域，并于 2002 年获得美国威德纳大学法学院（Widener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法律博士（J.D.）学位。职业生涯横跨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法律实务，历任高级研究员、知识产权律师、商业法律顾问及首席法律顾问等职务。

郭少华长期致力于高分子合成、材料创新及知识产权保护，在阴离子聚合领域开展了具有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提出阴离子平衡聚合理论与方法，为可逆聚合体系的动力学与热力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在美国工业界工作期间，参与多项高分子新材料的研发及产业化，拥有 61 项美国发明专利，并参与和指导数百项专利申请。与应圣康教授合著《高分子化学丛书·离子型聚合》，相关科研成果两次荣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016 年获 LyondellBasell 公司“杰出发明家”（Outstanding Inventor）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