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百人榜中放弃伏尔泰而补入王充的原因

一、前言

       个人进行的世界文明百人榜的评选，核心标准有三：创造性（是否贡献了原创性的思想、理论、发现、技术、艺术、精神等）、效应度（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实际影响）、方向性（是否符合文明进步的方向，即解放理性、尊重事实、追求平等）。依据这三项标准，我们重新审视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伏尔泰，以及被历史长期遮蔽的东汉思想家王充，最终做出了放弃本在名单内的伏尔泰、补入王充的决定。这一取舍并非意气用事，而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重新梳理和对欧洲中心主义叙事的自觉祛魅。伏尔泰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法国国家塑造的结果，其思想原创性薄弱，个人道德亦存在明显污点；而王充在公元 1 世纪就独立构建了系统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体系，其思想的锐利与彻底性及其启蒙价值远超伏尔泰。

二、伏尔泰：被神化的“旗手”

1. 伏尔泰的历史地位是如何被建构的

       伏尔泰（1694—1778）被后世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这些称号并非自然形成，而是法国国家力量和文化话语权主动建构的结果。18 世纪的法国需要一位启蒙运动的“旗手”来凝聚思想、传播理念、对抗英国的牛顿神话。伏尔泰崇拜牛顿，是“牛顿思想法国代言人”；他的主张与英国君主立宪制相近，既批判法国专制，又不至于激进到颠覆秩序。他出身富裕资产阶级，混迹上流社会，与贵族、国王、皇后交往密切，出入巴黎最顶级的沙龙。于是，伏尔泰成了法国启蒙运动的最佳形象代言人^[1][2]。他的巨大文学才华、社交手腕、舆论操控能力，使他成为“舞台中央的旗手”，而不是“思想深处的矿工”。这与英国把牛顿塑造成“科学之神”遮蔽胡克和莱布尼茨，是同一套历史叙事逻辑。

2. 思想原创性严重不足

       伏尔泰的哲学思想大多来自洛克的经验主义，科学观念来自牛顿的力学世界观，政治主张来自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宗教观是早已有之的自然神论。他没有提出任何具有开创性的理论体系。他是一位天才的“传播者”和“宣传家”，而非“原创者”^[3]。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卢梭（社会契约论）相比，伏尔泰缺少这样一个“原创标签”。法国学者古耶曾指出：“伏尔泰是旧世界的结束，卢梭是新世界的开始”^[4]。伏尔泰终结了一个时代，却没有开创一个新思想体系。他的角色更接近于“思想的推销员”，而非“思想的制造者”。

3. 利用文学才华对同行进行丑化

       伏尔泰在《老实人》中创造了邦葛罗斯这一可笑角色，将莱布尼茨的“神正论”歪曲为“一切皆善”的盲目乐观主义，并加以辛辣嘲讽^[5]。他根本不懂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却用文学天才将其塑造成一个笑柄，对莱布尼茨的学术声誉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莱布尼茨是千古绝伦的大智者，在微积分、数理逻辑、二进制等领域都是奠基人，却因伏尔泰的丑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世人误解为“媚俗的庸俗哲学家”^[6]。他还攻击卢梭，称其为“拨弄是非的疯子”，将自己的四个论敌的名字分别赐予他养的四只猴子，极尽侮辱之能事。这些行为已经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畴，是赤裸裸的“文化霸凌”^[7]。

4. 自然神论的局限性

       伏尔泰的宗教观停留在自然神论，他相信上帝是“钟表匠”，在创造宇宙后便不再干预世事。他虽然批判教会腐败，却从未彻底否定上帝的存在。这种“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与彻底的无神论尚有距离^[8]。他的思想深处，仍然为非理性的上帝留了后门。“自然神论”本质上是为上帝留了一个“荣誉职位”，这与王充的彻底无神论相比，显得不够彻底。

三、王充：被遗忘的人类启蒙先驱

1. 王充的时代背景与《论衡》

       王充（公元 27—约 97 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绍兴）人，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系统的无神论者。他出身“细族孤门”，曾入太学受业，后罢职居家，专注著述^[9]。王充生活的东汉时期，谶纬迷信弥漫朝野。光武帝刘秀以谶纬预言起兵，即位后“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王充的《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字，以“疾虚妄”为宗旨，系统批判了天人感应、鬼神迷信、谶纬祥瑞等荒谬观念^[10]。

       “疾虚妄”意为“痛恨虚假”。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写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11]

2. 思想原创性与无神论的彻底性

       王充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天道自然”——否定天有意志。王充提出“天道自然”，认为天没有意志，不会赏善罚恶。他在《论衡·自然篇》中写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12]天地只是物质性的存在，万物的产生是自然过程，不需要一个“神”来设计。第二，“人死不为鬼”——彻底否定鬼神存在。王充在《论衡·论死篇》中论证：“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13]人的精神（“精气”）与肉体不可分离，人死之后，精神也随之散亡。他还指出所谓“见鬼”不过是病人的心理幻觉：“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14]用朴素的心理分析解释了迷信现象的根源。第三，“事莫明于有效”——强调实证精神。王充主张“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认为真理必须经得起事实检验^[15]。他在《论衡·知实篇》中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种“效验”思想强调经验事实的验证，与严密的科学观察和重复验证精神一脉相承。第四，“人有知学，则有力矣”——知识即力量。王充在《论衡·效力篇》中提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16]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早的系统性无神论体系之一。王充的无神论是彻底的、不留后门的，与伏尔泰的“自然神论”形成鲜明对比。

3. 比欧洲启蒙早一千七百年

       王充的《论衡》成书于公元 1 世纪，比欧洲启蒙运动早了约一千七百年。苏联学者彼得洛夫评价说，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评语“完全可以应用到王充身上”，称他是“中国古代真正的、急进的启蒙思想家”^[17]。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范缜等唯物主义者。南北朝时期，范缜在《神灭论》中继承和发展了王充的无神论思想。五四运动时期，胡适、陈独秀等人推崇王充，称其为“中国科学精神的先驱”^[18]。

4. 王充与伊壁鸠鲁、顺世论的比较

       王充与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古印度的顺世论派，是古代世界唯物主义的三座高峰。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在宇宙论上是彻底的，但在伦理学上却开了“后门”——他把“幸福”定义为“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19]，不符合苦中有甜、知耻而后勇等复杂幸福观的现实。顺世论在认识论上只相信感觉，否认推理的有效性，走向极端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它无法建立可靠的知识体系，经典也因此失传^[20]。王充则超越了这两者：他既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又提出了“效验”这一实证主义认识论，强调真理必须经得起事实检验。从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彻底性来看，王充在古代唯物主义流派中是最为杰出的^[21]。

四、为什么放弃伏尔泰、补入王充？

1. 思想原创性对比

       伏尔泰是思想的“传播者”，王充是思想的“原创者”。伏尔泰的核心思想来源是洛克、牛顿等，不是原创；王充独立构建了唯物主义体系。伏尔泰的无神论停留在自然神论（给上帝留位置）；王充是彻底无神论（否定一切鬼神）。伏尔泰是欧洲启蒙大师；王充比欧洲启蒙早 1700 年。在世界文明百人榜这个严苛的尺度下，原创性是最核心的标准。我们剔除伏尔泰，正是因为他缺乏原创性；我们补入王充，正是因为他具有极高的原创性。

2. 道德完美度对比

       伏尔泰对莱布尼茨的丑化、对卢梭的攻击，是其一生中无法洗刷的道德污点。伏尔泰是富裕贵族，上流社会宠儿，道德污点严重；王充是贫寒小官，一生清贫，坚守理性，不谄媚权贵，不攻击同行。我们的榜单不是“谁有名谁上”，也不是“谁影响大谁上”，而是“谁为文明进步做出了真正的、原创的、正面的贡献”。伏尔泰不满足这些标准。

3. 伏尔泰的“名气”是被塑造的

       伏尔泰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是法国国家塑造的结果。18 世纪的法国需要一位启蒙运动的“形象代言人”，就像英国把牛顿塑造成“科学之神”一样。伏尔泰如同“舞台中央的旗手”，影响力巨大，但实质思想贡献远小于他被神化的光环^[22]。伏尔泰首先是文学家、宣传家，不是思想家。他的伟大在“传播”，不在“创造”。

4. 王充被长期遮蔽的原因

       王充被长期遮蔽，首先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打压。王充在《论衡》中批判孔子、孟子，质疑儒家经典，被主流儒学传统视为“异端”，长期被排斥在正统教育体系之外。其次，目前话语权仍是西方主导，王充的价值没有被国际学界充分发掘认识。西方学者曾将王充称为“中国的伏尔泰”——这本身就是一种西方视角的说法。事实上，以原创性而论，伏尔泰根本不配与王充相提并论。

五、结语

       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不因名气而盲从，不因文化偏见而遮蔽，是我们评选的根本原则。伏尔泰是伟大的传播者，但原创性不足。他在思想史上的角色更像是一位“超级推销员”，而不是“发明家”。王充是原创的唯物主义战士，其理性精神比欧洲启蒙早了一千七百年。他独自构建了系统的无神论体系，提出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因此，我们毅然将伏尔泰移出，将王充补入“世界文明百人榜”。这不仅是对历史偏见的纠正，更是对真正思想先驱的致敬。

1. Fara, P. Newton: The Making of a Geniu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石芳，《伏尔泰与启蒙之战》，商务印书馆，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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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ouhier, H. Rousseau et Voltaire: Deux hommes, deux époques. Revue des Deux Mondes, 1978: 23-35.
5. 伏尔泰，《老实人与天真汉》，傅雷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6. Hall, A. R. Philosophers at War: The Quarrel between Newton and Leibni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7. 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8. Pomeau, R. La Religion de Voltaire. Nizet, 1969.
9.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中华书局，1965.
10.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1. 王充，《论衡·对作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2. 王充，《论衡·自然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3. 王充，《论衡·论死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4. 王充，《论衡·订鬼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5. 王充，《论衡·薄葬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6. 王充，《论衡·效力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7. 彼得洛夫. 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张锡彤译，《历史研究》，1956(4): 89-105.
18.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
19.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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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22. Gay, P.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Knopf, 1966.

贾绍凤，男，湖南龙山人，理学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水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著有《中国水资源安全报告》《大国水情》《华夏水脉》等书。